如果说 1998 年之前我们仅发现 5 项有价值的决定引用了《社会宪章》（其中 3 项也引用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），那么自 1999 年以来我们发现有 25 项有价值的决定（其中 13 项也引用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）和 5 项有价值的决定仅引用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。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增长（本身并不重要，因为这是《1919年宪章》之后趋势的一部分），而且是质量上的进步：《社会宪章》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总是，或者几乎总是，与各自专家委员会提供的“活法”一起进行，这些专家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对工会和工人权利的执行情况。了解原则的看 卢森堡电报号码数据 法或可能的看法，这种情况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，使欧洲人权公约未来的工作能够平衡欧洲法院的法理。
我的结论是：如果我们看一下欧盟，我们必须注意到，尽管《尼斯宪章》受到《社会宪章》的影响，但并没有明确提及后者，同时它规定了其规定与《欧洲人权公约》相应规范之间的密切联系（第 52.3 条），这种联系也意味着强烈（即使不是正式强制性的）参考斯特拉斯堡法院的判例。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欧洲法院迄今为止对《社会宪章》所采取的相当谨慎的态度，以及不愿将其与社会权利委员会的“判例”一起视为重要的灵感来源，我们就会明白《欧洲人权公约》关于工人权利的判例有多么重要。参照社会宪章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实践，对《公约》进行进化解读，或许就像是一匹特洛伊木马，能够将工人和工会的权利引入欧盟的“堡垒”。